核聚变为何无法解决气候危机
2022年12月，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的科学家宣布在多年努力开发与太阳相同核聚变反应为基础的能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他们称之为“令人心惊的工程奇迹”，各大报纸随后也纷纷热炒这一进展。《华盛顿邮报》称这是“真正值得庆祝的事”。其他评论者则热情洋溢地谈论核聚变的未来，将其视为清洁能源、解决全球贫困甚至世界和平的良方。然而细看之下，这项成果远没有这些报道所暗示的那样轰动。研究人员实现了所谓的“点火”，即核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多于启动该反应所需的能量。但其规模远远达不到实际发电所需的水平，更不用说开启清洁能源的新纪元了【参见“星之能量”】。报道中提及的电力数据并未包括构建设备和启动装置所需的电力；整个事件只持续了几秒钟。讽刺的是，意外产生的能量超出预期，甚至损坏了实验装置中的一些诊断设备，这让人怀疑所谓的“点火”是否真的实现。《金融时报》称这一进展是实现“无限零碳能源”的突破，这就好比声称发现火种是通向电力的重大里程碑一样。这种炒作对科学界建立和保持公众信任并无帮助，反而可能分散资源，远离真正解决气候危机的实际方案。科学家早在1942年曼哈顿计划期间就开始研究核聚变反应。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希望将研究重点放在制造核聚变炸弹上。然而，这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战争期间，核聚变炸弹被搁置一旁，优先发展了裂变武器；战后，民用核聚变电力也被放在了裂变之后。在太阳中，聚变发生在数百万度的高温下。要在地球上实现聚变，其科学和技术挑战是压倒性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物理学家意识到他们可以在氢气逸出之前用激光将其加热至足够高的温度。在几十年对受控核聚变反应的有限进展之后，国会为NIF拨款。1997年开始建设；2009年开始首次实验。当时，NIF物理学家Siegfried Glenzer预测将在当年内实现点火。鉴于我们面对气候危机的时间极为紧迫——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说，尽快实现“深度、快速和持续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我们如何决定核聚变研究的代价是否值得潜在的收益？或者，这笔资金是否应该用在别处？我们如何区分坚持下去和继续投入无望的项目？NIF的建设耗资35亿美元，其目前的年度预算是3.8亿美元。美国能源部的“聚变能源科学”计划将再获得7.63亿美元，总计约11亿美元（这一数额聚变工业称远远不够）。相比之下，2022年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预算为6.71亿美元。政府在核能上的投入长期以来远远超过对可再生能源和能效的投入。根据国会研究服务处的数据，从1948年到2018年，联邦能源研发资金的48%用于核能（包括裂变和聚变），而不到13%用于可再生能源，11%用于能效。1948年这样的分配是合理的，因为当时裂变和聚变看起来很有前途，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能效的重要性。但这种模式持续至今：1978年到2018年间，可再生能源的占比为18%。75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在裂变和聚变核能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成果却颇为有限。那么，我们为何要专注于这种高度不确定的技术——这种技术很可能为时已晚，无法在避免气候灾难方面做出实质性贡献呢？请不要误解我。我们应资助聚变研究，因为即使是11亿美元，也只不过是一个航空母舰每年的维护成本。但聚变是一场长期博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它不是应对气候危机的答案。这是一篇观点和分析文章，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科学美国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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