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计划依赖于不存在的技术
去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关于气候危机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上，美国特使兼前国务卿约翰·克里表示，解决气候危机将涉及“我们尚未拥有的技术”，但他相信这些技术正在到来。克里的乐观态度直接来源于科学家。你可以从有影响力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制定的综合评估模型中读到这些观点，这些模型由研究人员创建，展示了一条可能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碳减排路径。这些模型大量依赖那些尚未存在的技术，比如安全、永久且经济的碳封存方法。停一下，想想这件事。科学——更准确地说，欧洲-美国科学——长期以来一直是理性行为的典范。科学家们经常指责那些拒绝接受他们研究成果的人缺乏理性。然而，依赖尚未存在的技术，本身是不理性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近乎“魔法思维”的行为，是孩子们应该超越的成长阶段。假设我说我要用尚未发明的材料建造房屋，或者在没有找到如何将一个人送上火星之前就计划在那里建立文明，你可能会觉得我极其不理性，甚至有些幻想。但这种思维方式却广泛存在于未来去碳化的计划中。例如，IPCC的模型就严重依赖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简称CCS，也称碳捕集与封存）。一些倡导者，包括埃克森美孚公司等企业，声称CCS是一项已经被证明、发展成熟的技术，因为多年来石油工业一直将二氧化碳或其他物质注入油田，以提高化石燃料的采收率。但二氧化碳不一定能留在岩石和土壤中。它可能沿着裂缝、断层和裂缝流动，最终返回大气中。将注入的碳长期封存于地下的做法，换句话说，实现净负排放，要困难得多。全球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进行着这种尝试，且没有任何一个是商业可行的。其中一个例子是位于冰岛的Orca工厂，被吹捧为世界上最大的碳去除工厂。该工厂将从空气中捕集的二氧化碳与水混合后注入地下，与玄武岩发生反应生成稳定的碳酸盐矿物。这听起来不错。但成本极其昂贵——每吨600至1000美元，而且规模微小：每年约4000吨。相比之下，仅仅一家公司——科技巨头微软（该公司承诺抵消所有排放）就于2021年产生了将近1400万吨碳。再看伊利诺伊州Archer Daniels Midland的乙醇工厂，自2017年以来，美国纳税人已为该项目投入了2.81亿美元（超过总成本的一半），但同时，该工厂的整体排放却在增加。而项目总共雇用了多少人？仅仅11人。同时，许多CCS工厂已经失败。2016年，麻省理工学院关闭了其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项目，因为43个相关项目中的每一个都已被取消、暂停或被转为其他用途。埃克森美孚和Archer Daniels Midland为何热衷推广CCS显而易见——这让他们看起来更有责任感，而纳税人却为其买单。去年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中，包含了超过100亿美元用于发展碳捕集技术。相比之下，该法案仅拨款4.2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水能、风能、地热能和太阳能。扩大太阳能和风能的规模需要资金投入，并且需要有效的公共政策支持。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无法推动这些项目？其中一个原因是化石燃料行业的持续阻挠。但为什么科学家却接受这种空泛的做法？我猜测，由于对当选官员未能克服政治障碍感到沮丧，研究人员认为绕过技术障碍可能更容易。他们可能是对的。但等到我们得知他们是否正确时，可能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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